基于资本、投资与贸易的融合，以及产能输出趋势，贸易的形态不再单纯是出口加工或代工出口，贸易的国内国外界限以及投资贸易边界也杂糅模糊，价值链升级也并非是单一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而是价值链纵横交织的全球网络化布局。

　　随着劳动力、融资等经营成本线的日益陡峭，中国传统的外贸竞争优势式微。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开始试探跨海布局。从康奈在意大利开店，到科尔集团美国建厂，从万向集团建立海外营运中心，到华立集团在美国设立研发公司，经过几年的匍匐与跌绊，私营企业主动布局全球价值链的势头渐现。与十年前基于对资源渴求的央企“走出去”不同，私营制造企业基于对技术、管理、品牌与市场的考量，编织全球配置资源的生产链。正如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成熟的优势产能必向价值洼地输出，中国仅仅是曙光乍现。

　　商务部统计，2014年在非金融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占40%。跨境并购也彰显出民企产业链整合的野心。据投中集团数据统计，2014年共有219起跨境并购项目，其中民营企业参与的共有185例，占到总项目数的84%。随着资本的脚步，境外加工园区逐渐增多，从而带动中国出口产能的输出。

　　中国企业主动布局全球有几个因素：部分“边际产业转移型”企业，主要为了寻求市场；部分企业希望靠近技术、设备、管理和标准，而构建要素和营销的全球网络；部分企业为了获取品牌、专利、设计、研发、信息、营销网络等稀缺要素。

　　过去30年，依靠廉价劳动力、低地价等要素，中国制造嵌入了跨国公司布局的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第一大“代工厂”，外贸出口持续20多年呈两位数增长，而现今，随着全球贸易趋于保守，跨国公司价值链的重塑以及中国制造业要素成本的持续攀升，中国制造企业被迫开始构筑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中国力求逐步完善全球价值链的体系，重构国际贸易图谱。也许3年－5年，也许10年，中国的贸易新图谱将逐渐展现。

　　换挡叠加链条重组之痛

　　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外贸增速看上去深陷低迷泥沼。

　　2014年全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其中进口增长0.4%，出口增长6.1%，这已是外贸增速连续第三年未达既定目标。2014年进出口增速预期7.5%。

　　表面看来，综合要素成本攀升，人民币被动升值、制造业PMI景气萧然以及外需不振是进出口持续下滑的原因。然而，近十年的进出口曲线已预示，依赖传统优势保持高增速的贸易拐点来临，步入换挡期。6%左右的外贸增长将是“新常态”。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调整期。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升级；德国推进“工业4.0战略”；英国和法国分别实施了“高价值制造”和“新工业法国”战略，酝酿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并改变着全球产业链格局，同时，印度与东南亚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在挤压中国在世界贸易的份额。

　　占出口半壁江山的外资出口引擎动力不足呈中长期趋势。2014年1月到11月，中国制造业吸引外资下滑严重，除韩国和英国对华投资同比增幅较高外，日本、美国对华投资同比分别下降40.8%和22.2%，欧盟28国对华投资同比下降9.8%，东盟对华投资同比下降23.6%。

　　虽然制造业外资下滑，而从事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却增加，这种引资结构的变化正在影响进出口数量。一些外资企业将研发、物流环节留在中国，将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转移到东南亚。浙江、江苏、广东的商务系统的官员也反映，中国的部分制造企业也将研发、设计留在中国，而将部分组装环节迁移到东南亚。

　　据商务部监测，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诸如纺织、鞋帽、箱包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六年来直线下降，而周边国家的出口却在攀升。2000年，40%的耐克运动鞋由中国制造，13%由越南制造，而到2013年，中国制造只占30%，而越南制造则增加到42%。

　　一般贸易出口超过加工贸易，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由外部拉动型向内生驱动型转变，对外贸易的质量有所提高，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度调整。2014年1月－11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占外贸总值的比重达到53.9%，较200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而民营企业的出口超过外资和国企也预示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高于外资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占外贸总值的45.8%。

　　外贸进入新常态并不是赶时髦的说辞，而是规律性的必然，从贸易规律、中国贸易的国情以及产业规律三方面叠加看，早在七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就开始了减速换挡。

　　外贸高增势不再是因为几大因素：世界经济长周期的繁荣已转为震荡复苏；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大幅扩张因欧美“工业回归”，发达国家重振出口而收缩，30多年以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开始趋向保守，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加入WTO的红利已近尾声，承接全球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速度放慢，产业和订单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流失。

　　的确，外贸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一些市场人士由此感慨，外贸对GDP的贡献率式微甚至出现“负拉动”。但这种惯常的数量思维遭到学者的反驳。张骥表示，应多维度看待贸易，单纯用支出法计算，往往会低估贸易对国民经济和国民福利的贡献率。支出法看重数量，而目前国际流行的增值法则更能准确估算贸易价值。

　　“2014年进口增长0.4%，12月仅为0.2%，并非进口拖累了经济，恰恰相反，在量增价跌的态势下，不仅节约了400亿美元外汇，而且进口了产业升级需要的资源、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消费也随着进口提升了档次。”张骥说。商务部组织的专家团队每年坚持用增值法计算外贸的数值。

　　实际上，随着海外加工贸易园区的增多，境外营销中心的建立以及跨境代购等出口业态的扩张，这些外溢性出口并不纳入海关统计，但却增加了经济结构升级和国民福利，引导国内外投资更多地流入价值链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区域。

　　事实上，中国贸易额占全球份额已达12%，继续扩张的空间有限。而这恰恰是中国外贸换挡的资本与机会。

　　外贸增速下降的背后，是大批企业的痛苦挣扎和自我救赎。张骥司长说，外贸换挡期，企业出现了分化：有实力的制造企业、营销型企业向高附加值转型升级，无核心竞争力的代工企业则生存惨淡。

　　重拾新动能

　　如今市场变化快、生产零库存化，订单分散化和小量化，综合服务企业通过整合融资、通关、退税、物流、保险等外贸环节，集中代办后统一投放给中小外贸企业，成为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全流程管家。目前深圳、东莞、杭州等地均涌现出这样的外贸服务企业。

　　2013年国务院发布外贸“国六条”，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外贸综合服务”的字眼，从而为涌现的这种新业态正名。

　　供应链的整合已经不再是原始的单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契约关系，而是战略联盟的高度协同，供应链管理运营商与产业链上的其他生产、销售、消费企业，结成伙伴型合作关系，随着价值链的延伸，其获利方式不再局限于个别产品或一个节点的获利，而是整个价值链的利润。商务部等部委还将出台相关政策，解决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反映最多的退税、稽查以及异地货物属地报关等难题。

　　另一火爆的业态则是跨境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受到贸易企业的重视。电子商务平台也帮扶一些企业走出了外贸低谷。目前商务部、海关确定了六个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

　　宁波就是试点城市之一，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俞丹桦告诉《财经》记者，试点以来，宁波出口业务量显著激增。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已逐渐形成一条涵盖营销、支付、物流和金融服务的完整产业链。

　　2013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达到3.1万亿元。商务部预测，2016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将增至6.5万亿元。在传统外贸年均增长不足10%的情况下，中国跨境电商却保持着年均30%以上的增长。

　　针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存在的难以快速通关、规范结汇以及退税问题，商务部等部委正在探索配套措施，推行监管前置、清单核放、集中报关等，给外贸新业态以最大的拓展空间。

　　而实现对外销渠道的控制也是许多外贸企业拓宽进出口渠道的新模式。如今在宁波有1000家这样的境外营销基地。

　　设立境外营销网络，贴近终端市场，是宁波市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新选择。为此，宁波市外经贸局和市财政局专门安排境外营销网络扶持专项资金，对企业单独或合作在境外投资建立营销机构、网络和服务平台给予支持。同时，宁波市还在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设立了11家境外经贸联络处。

　　胡江云提出，中国目前外贸转型方式大体有两种：一方面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另一方面是“微笑曲线”的整体上移。这种移动使外贸转型中的内生增长动能随之滋生。而各种新业态的春芽是政府无法预见的，政府不应干涉、不应限制，允许试错，营造宽松的市场环境，让它们满园春色。

　　当下正处于传统出口优势丧失，外贸竞争新优势还未形成的关节，商务部综合司、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外贸竞争优势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构建全球价值链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过利用外资总规模约200亿美元。随着中国跃升为“净资本输出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乃至价值链的重构节奏加快。

　　资本输出伴随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提速，山东主动布局价值链的企业近年开始增多。除了基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相较低廉的要素成本，一些企业则为寻求品牌、技术和市场而到欧美建厂。

　　中国公司需要更靠近客户，以简化物流程序并缩减运输成本。“随着产业成熟到一定程度，生产自然会跟着市场走。”美国纺织产业中心工人薪资相对较低，而且有畅通的物流和融资渠道。

　　随着资本走出去，贸易双流向趋势也渐趋明晰：中国依赖第二大消费市场的魅力，吸引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建工厂，适合中国消费口味的产品就地销售；而中国企业投资国外，布局国际营销网络，也是为了更加接近客户。

　　20多年前，中国企业镶嵌在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上，以微薄的利润为国际品牌代工，全球价值链驱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红利的释放。然而，从上游的研发到下游的营销，企业并没有主动权，在全球产业链中，研发、营销和零售环节的利润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左右，而生产制造和贸易环节只能获得国际贸易产业链10%的利润。多位专家分析，以前是依赖低廉成本镶嵌在跨国公司的链条上，贸易的溢出效应低，全球价值链也不一定能够带来技术转移和进步，往往陷入低附加值领域被低端锁定。

　　现在则是基于生产链的布局，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营销自己的品牌。尽管这种趋势还只是涓涓溪流，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则判断，这种溪流将会汇集江河。他对《财经》记者表示，就像欧美日乃至亚洲四小龙经历过的一样，中国优势产业也开始到了向外转移的阶段。如果我们在东南亚、非洲等几个地区把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或生产经营网络搞起来了，帮助当地提升工业化水平，肯定比向当地出口商品更受欢迎。

　　布局价值链有龙头企业和追随企业两类，在埃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由一家龙头企业带领，一批与之配套的中小企业追随出去，形成了产业集群式生产基地。这些基地转移了部分中国的出口。这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日本企业实现投资、生产、销售、服务的全球化布局，大部分产品并非本国生产、出口。这使得日本的外贸数据并不高，但跨国企业获得的大部分利润流回了国内。同时，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机会大举收购欧美工厂，构建全球价值链，并成长出更多的横跨生产、服务、金融的综合商社。

　　双边及区域合作的加快也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走向。中国目前已签署的自贸协定达12个之多，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布局产业链的新蓝海。

　　据商务部统计，过去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比同期中国外贸年均增加4个百分点。

　　。韩国已与美国、欧盟等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大部分关税已撤销，通关也便利，在韩国生产产品的产地可以注明韩国。在韩国新万金经济区就已经出现区域内的优势嫁接。新万金是韩国政府面向中国而计划开发的开发区，中韩企业将在此合作新材料、新再生能源、生命健康产业等高成长高附加值产业。为此这里也被称为“中国谷”。

　　值得关注的是，只有与国内价值链条的培育与配套嫁接，境外生产链方可伸远。

　　一些专家指出，正在中国推行的商事改革和创新驱动，有利于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体系，培育国内统一大市场并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能力。中国亟待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高效对接。

　　实际上，基于资本、投资与贸易的融合，以及“三江交汇”的“产能”输出趋势，贸易的形态不再单纯是出口加工或代工出口，贸易的国内国外界限以及投资贸易边界杂糅模糊，价值链也并非是单一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而是价值链纵横交织的全球网络化布局。

　　目前，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在价值链(产业链)方面还存在三个脱节：国内与国外产业上下游脱节(多数境外企业是单打独斗、散兵游勇)、投资与贸易脱节、境外网点建设与公司核心业务和主导产业脱节。同时存在“三个缺少”：缺少由中国企业主导构建的全球价值链、缺少中国跨国公司与著名品牌的引领、缺少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的产业内与公司内贸易。他认为，目前还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企业开始注意打造全球价值链，如中石油、中石化、宝钢集团、华为、比亚迪、匹克、中粮和双汇等。

　　加快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构建中国企业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还亟待消解链条的对接梗阻和构建宽松的环境，更需要转变传统的贸易思维。

　　而中国将来会不会出现像当年日本担心的“产业空洞化”，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